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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左宗棠為湖南黑茶作出了巨大貢獻

          作者: 左宗棠研究會 來源: 左宗棠研究會 時間:2018年01月06日 瀏覽次數: 字體:[]
            光緒元年(1875年),年事已高的陜甘總督左宗棠受命于危難之際,就任欽差大臣,督辦新疆軍務,同期整頓西北茶務[見秦翰才:《左文襄公在西北》第185~189頁,岳麓書社1984年版]。
            左宗棠整頓西北茶務,其措施是:
            一是豁免歷年積欠,消除茶商顧慮。規定“豁免積欠課銀,停止應征雜捐”[見《甘肅新通志》卷22《建置志?茶法》]。這一措施調動了茶商的積極性,許多商人改營茶葉。
            二是另組新柜,恢復茶銷規模。左宗棠既整頓原有東西二柜,又組織了新的茶葉組織――南柜。據《清史稿》卷124《食貨志五·茶法》載:左宗棠“遴選新商采運湖茶,是曰南柜”。南柜的茶商主要由湖南老鄉充任。南柜在西北軍政府的強有力的扶持下,經營業務和規模迅速發展,后來居上。
            三是改引為票,嚴格稅制。整頓茶務之前,西北地區的茶商一般靠“茶引”購買茶葉,當時規定1引80斤,茶商可不受數量限制,隨意領取茶引,有的商人領取的茶引多達數十乃至百引。這樣就使得茶引制相當混亂,既缺乏嚴格的管理,又易偷稅漏稅。左宗棠改“引”為“票”,“以票代引”。[《清史稿》卷124《食貨志五?茶法》]。 按當時的具體規定是:1票=50引≈4,000斤,承領人至少得領1票,并且必須在陜甘一帶有房屋不動產,與此同時,實行同行3家連環保結,屬歷史上的株連作法,也是合同擔保的雛形。清政府規定每票征稅銀258兩,初領時先收100兩,將茶運送到蘭州入庫時,再補繳交其余的158兩。在繳納課稅后,可自由經營。[楊自舟、董文廷、聶豐年:《清末至抗戰期間副茶行銷西北簡述》,《甘肅文史資料選輯》第4輯,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]。
            四是鼓勵茶商運銷,與外商競爭。針對外國商人在沿海各口岸購銷茶葉的現象,左宗棠經過與湖南省有關部門協商,對于持有陜甘茶票的茶商運茶過境時,只征收稅金2成,其余8成由陜甘都督府補貼,在湖南應解甘肅協餉內劃抵。這一措施可謂一舉兩得,既激發了茶商運銷茶葉的積極性,又解決了甘肅協餉歷年所拖欠的問題。
            西北茶務整頓以后,茶銷業逐漸復蘇,清末民初有了長足發展,僅蘭州地區經營茶葉貿易的商號就增至40余家,所發茶票逐年增加,每年經銷的茶葉多達數百萬斤[李萬祿:《西北茶馬市與馬合盛茶號》,載《蘭州文史資料選輯》1984年第2輯]。據不完全統計,光緒八年(1882年),第2案茶票的發行量為402張;光緒二十六年(1900年)第8案茶票的發行量增加到628張;光緒三十三年(1907年),第11案茶票的發行量增加至1,855張。這一年,僅新泰和、魁泰通等8家陜西幫茶號就領取茶票320張,計茶128萬斤左右。其中新泰和一家就承領茶票82張,計茶32?8萬斤;魁泰通承領茶票44張,領茶17?6萬斤。[李萬祿:《西北茶馬市與馬合盛茶號》,載《蘭州文史資料選輯》第2輯]
            原來的西柜的商號魁泰通,在與東柜茶號合伙經營的10余年內,迅速興盛起來,重新變成了獨立經營的茶號。再如南柜的乾益升、天泰運等茶號,在新疆地區頗負盛名,到民國初年,天泰運的副茶已經暢銷西北各地。 [楊自舟、董文廷、聶豐年:《清末至抗戰期間副茶行銷西北簡述》,《甘肅文史資料選輯》第4輯,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]
            清末民初西北地區作為茶葉出口的重要通道,將華茶源源不斷地運送到西亞和俄羅斯銷售。早在左宗棠督理陜甘政務時,俄國人索思諾福齊等人就曾經來到蘭州,向左宗棠請求在西北地區通商,期盼兩湖茶(湖南茶和湖北茶)銷往俄羅斯。光緒七年(1881年),清政府同意經蘭州、嘉峪關,沿著古代絲綢之路將茶葉銷至俄國。光緒八年(1882年)至三十三年(1907年),清政府與俄國先后訂立了《伊犁條約》、《俄商借道伊、塔運茶出口章程》等。這樣,大量茶葉通過西北地區而運送至俄國。據統計,當時俄國所需的華茶竟占其用茶量的1/3左右。[《清史稿》卷124《食貨志五?茶法》]。徐方干在《歷代茶葉邊貿史略》一文中(載《邊政公論》1944年第3卷第11期)評價左宗棠整頓甘肅茶務時指出:
            左氏引案之制,始于公歷一八七五年,廢于一九四二年,其間,凡經六十余年,此種制度施行以來,乃挽回咸(豐)同(治)(1851~1874年)年間西北茶銷停滯之全局,亦即奠定六十年來西北邊銷之基礎也。
            北洋軍閥和民國初年,中央政府對于地方勢力的控制往往力不從心,對于西北地區的茶葉貿易只能是任由地方政府進行,實際上所能做到的只是征收茶稅而已。因此,這一時期,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管理稅收上,而不是直接控制茶銷業。將西北茶銷業納入市場運行,這種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西北地區茶銷業的發展。尤其是1942年4月,國民黨政府正式頒布了《茶額統稅征收暫行章程》,茶葉也被列入征收統稅的商品之一。按此規定,所有國內外運銷茶葉,不論品種和質量,一律從價征稅15%,凡是完納稅課的茶類,可以自由運銷各地,不再重征。[徐方干:《歷代茶葉邊貿史略》,載《邊政公論》1944年第3卷第11期]。
            從此西北茶銷業一反統制而完全市場化了。西北茶商激增,茶葉銷量擴大,湘茶占七成多份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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